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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证责任与民事审判方法改革

   日期:2021-07-24     来源:www.lwxiangyun.net    作者:未知    浏览:841    评论:0    
核心提示:引言近几年,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审判方法改革的热潮,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法改革的要紧内容已被列入工作日程,人民法院通过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使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上发挥更大的效率和效益,对于提升办案水平,保证严肃执法起到了好的积极有哪些用途.举证,是
引 言


近几年,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响应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掀起了一场审判方法改革的热潮,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作为民事审判方法改革的要紧内容已被列入工作日程,人民法院通过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使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上发挥更大的效率和效益, 对于提升办案水平,保证严肃执法起到了好的积极有哪些用途.
举证,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享有些权利, 也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所应承担的义务。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倡导,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加盟人因客观缘由不可以自行采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觉得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采集。”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定程序,全方位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该条第一款是规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第二款是规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人民法院证明责任的连接点,第三款是规定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虽然只简洁地规定了三款,但其对现在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方法改革所起到有哪些用途却是巨大的,而且引起了民诉法学界对选择民事诉讼模式的无限遐想,1 笔者是基层司法工作者,学识浅薄,无力下海弄潮,在本文随声附和地谈谈举证责任和民事审判方法改革两者相互用途关系,算是在民事诉讼法学研讨中凑凑热闹。


举证责任直接规制着民事诉讼的架构形态,是民事诉讼法的“实体法”,在民事审判过程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举证责任,就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倡导,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民事诉讼法教科书中关于举证责任的界说大体上有行为责任说、双重含义说,义务说、危险负担说等。
行为责任说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提出的倡导负有提供证据来证明其倡导是真实的责任,该学说在民事诉讼法颁布的八十年代较为时尚,缘由是:1、当时国内民事诉讼模式属与当事人主义对立的职权主义,人民法院包揽了全部的调查取证.2、人民法院对于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现象采取否定态度,追求绝对真实。 “既需要当事人对我们的倡导提供证据,又需要人民法院全方位客观地采集调查证据,将两个方面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以便揭示案件的客观真实状况,这是大家的基点。”2
双重含义说指举证责任包含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即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3 在诉讼进行中,法律需要当事人就我们的倡导推行提供证据行为和证明行为, 结果责任是指当事人对我们的倡导不推行举证行为或在其倡导没办法证实时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大家之所以可以同意结果责任,是由于:1、现行民事诉讼法修改了举证责任规范。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将原来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定程序,全方位地、客观地采集和调查证据”进行了修改,突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2、立法者认识到了案件事实确有真伪不明的现象,然而人民法院对此种案件又不能拒绝审判,因此采取当事人举证责任,由当事人来承担举证不可以的败诉后果。
义务说觉得国内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属性是诉讼义务,4 由于在国内民事诉讼规范中,举证责任不只含有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属性,更要紧的还渗透着诉讼上的事实义务属性;诉讼上的真实义务较诸实体上的败诉危险,处于更高的理论层次,更贴近国内民事举证责任的本质属性,因此,国内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不容置疑地是诉讼义务的范畴。
以上三种举证责任界说反映了国内民事诉讼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举证责任的不同内涵,笔者觉得,举证责任内涵的变化,同时体现出国内民事审判方法的变化,即从职权主义到弱化职权主义、强化当事人主义变化的整个过程,国内从过去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产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经济规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事审判方法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提升民事审判效率和效益,便有限的审判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借助和配置。
极少有人去注意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差别,在通常教科书中,总是觉得举证责任即证明责任,或者举证责任又名证明责任。5 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个名字的差别,来自于历史上移译过程中产生的讹。6 但正是这种讹,不只帮大家认识到在民事诉讼中有两类不同性质的证明活动,而且也为这两类活动提供了两个适合的名字。从实然法来看,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有对我们的倡导提供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人民法院为作出裁判,有确认裁判所依 据的所有事实真实性,有关性、可采性的责任。如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就是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第三款和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以上证据需要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等等条约,都应当视为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由此观之,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差别在于:举证责任的承担者是诉讼各方当事人,而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则是人民法院;举证责任没直接的法律后果,当事人举证不可以的法律后果需要通过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才 能发生,而证明责任的负担则是肯定有直接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完成证明责任,肯定使一方当事人遭受败诉或部分败诉的后果;举证责任可以放弃与在当事人之间转移,而证明责任既不可以放弃也不可以转移。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互相不同,是不是还有联系呢?回答是一定的。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 表明了举证责任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可能向证明责任转移,这个特定条件就是“当事人及其诉讼加盟人因客观缘由不可以自行采集”的证据,此时,这种难以自行采集的证据就会离开举证责任的范围,而成为证明责任的内容,人民法院对此种证据“应当调查采集”。民事诉讼法在这里事实上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提供了一个连接点,是有了这个连接点,举证责任才有向证明责任转移的可能.但,即便在人民法院通过承担证明责任来调查采集当事人及其诉讼加盟人不可以自行采集的证据的状况下,当事人仍不可以免除对举证责任的负担。人民法院的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延伸”,是一个代行为,这个代行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证明责任内,一旦完成,它将返回到当事 人的举证责任中去,因此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又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质证的证据当然包括人民法院代为采集的证据。
笔者不惜笔墨阐明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意在折射出两种责任的承担者—— 当事人和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国内过去实行职权主义民事诉讼,现行民事诉讼法颁布后,大家的法官还有相当多数沉浸在职权主义模式中,包揽全部调查取证活动;也有少数法官误解当事人举证责任,凡证据均是当事人负责采集递交,不管当事人能否客观上采集到,法官在所不问.笔者觉得上述两种不好的倾向在民事审判方法改革过程 中都可能发生,这事实上是法官在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之间的角色错位。当事人各方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各自承担举证责任是原则,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可以向法官的证明责任延伸是例外,这是国内现行民事诉讼模式的内在需要,对民事审判方法改革有着积极的意义:7
第一,使诉权和审判权在诉讼证据规范上的混淆得到知道决。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举证责任,民事审判方法实行当事人举证,法官听证,当事人行使诉权,法官行使审判权,当事人根据诉权需要举证,法官按审判权需要对当事人举出的证据的真实性,有关性,可采性进行审查,运用理性思维,综合当事人的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在民事审判的法庭辩论阶段,当事人各方也运用各自的证据进行证明,那样当事人的证明与法官的证明活动有什么不同? 笔者觉得,两者有什么区别是明显的:1,当事人的证明活动由当事人的辩论权派生,是诉讼权利,可以行使亦可放弃,而法官的证明活动是审判权的势必需要,不能放弃;2、在可能的状况下,当事人举的证据至他一个人能充分证明他的倡导止;法官的证明活动是行使审判权的具体形式,不圃于任何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以最大限度再现真实为己任。3.当事人的证明属举证责任范畴,法官的证明活动属裁判范畴,然而法官是不能承担举证责任的.其他人均不能为我们的法官,这是一项公认的诉讼活动原则,人民法院不承担举证 责任正是此项原则在民事诉讼的证据规范方面的好体现.假如人民法院承担举证责任,那样这不只意味着违背了其他人均不能为我们的法官,更意味着人民法院可能会背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诉讼原则。 4、当事人的证明在特定诉讼条件下,可以向法官的证明活动转移,而且这种转移是单向可逆的,即当事人的证明可以向法宫的证明转移,当事人的证明通过法官的证明—旦完成之后,就立即返回到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中,法官的证明却不可以向当事人的证明转移。法官的证明一直有结果的,这种结果就是由当事人承担的胜诉或败诉后果。所以说,区别了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也就解决了法官“包揽取证”的问题,解决了当事人的诉权与法官审判权相混淆的问题.
第二,有益于提升审判水平.包括审判成效、庭审水平。诉权行使和结果公正在内的审判水平,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得到了提升.由于当事人对案件最知道,对所需何种证据与到什么地方去采集最了解,对为证明我们的诉讼请求而举证最积极,不只保证了当事人举证权利的充分行使,加快了审判速度,提升审判效率,而且双方当事人彼此之间所举之证、反驳之证,从不同角度去认定和否定倡导的事实,为预防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法官客观听证和采信证据、处置“公正”奠定了基础.
第三,保障律师加盟用途的正确发挥.在过去传统的民审判方法中,因为不区别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律师的诉讼加盟活动,主如果靠查阅法院“包揽取证”的卷宗,总是出现律师与法官讼争的现象,影响了律师诉讼加盟用途的正确发挥。在民事审判方法改革中,大家需要厘清当事人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之间的关系,实行当事人举证,把律师诉讼加盟行为的主要基点引导和规范到积极为被加盟人举证查证上,变过去同法官“对峙”为与他们当事人之间相互举证、质证及讼争,发挥了律师诉讼加盟人的正确用途。



大家在对举证责任有了初步知道之后,再立足民事审判方法改革的现实,来审视民事审判方法改革的依据,目的及举证责任在审判活动中的价值体现。现在,国内民事诉讼学界对国内民事诉讼模式的属性、转换及选择之研究,可谓百花齐放,研讨环境异常浓厚.但理论上的众说纷纭和混乱不清业已致使审判业务中无所适从,具体到民事审判方法改革中来看就是缺少理论指导,8 审判方法改革只得根据法院领导和上级法院的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错了重来.
笔者觉得,在没统一的权威理论指导之前,大家的民事审判方法改革只能从民事诉讼活动自己构成要点出发,探索改革的方向。大家都知道,当事人及其诉讼加盟人的诉讼活动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构成民事诉讼的两大组成都分。证据是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从这个视角来考察,大家可以将当事人及其诉讼加盟人的诉讼行为视为举证行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视为证明行为,那样民事审判方法改革的主线也就可以视为怎么样正确规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 法院的证明责任。
民事审判方法改革的依据是什么?对此,司法界和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觉得,民事审判方法改革是改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之误,是革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之弊,因此不必拘泥于民事诉讼法的个别规定,该实行的须实行,该突破的要突破,9 笔者作为司法工作者,对此不敢苟同。假如大家的审判方法改革将民事诉讼法典都改了,那样民事诉讼法典的权威何在?全国人大的权威何在?民事审判方法改革只能是改掉那些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旧习惯,旧做法,中心环节就是改掉过去人民法院包揽取证的旧做法,正确界定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真的贯彻推行民事诉讼法。证据规范是民事诉讼的生命力所在,没证据就没诉讼。然而离开法律规定去给当事人分配举证责任,不但有悖程序正义,而且也是违法的,因此民审判方法改革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进行。对人民法院来讲,审判式改革,不如说改良或改。
民事审判式改革的目是什么?可以从不一样的侧面作出不一样的总结。从人民法院工作实质来看,大家觉得民事审判方法改革所追求的目的应当是达成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提升审判效率和水平,树立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性。过去大家一些法官因为包揽取证,在庭前就学会了案情,庭审中不由自主地根据我们的思路指挥法庭调查、辩论活动。当事人被动受审,而遭受法官取证“突袭”的当 事人则对人民法院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改革审判方法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法官“主动管理”的错误心态,分清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让当事人在公正的程序中举证,质证,法官综合各方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因为当事人各方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经受了公正,平等、民主的待遇,因此不管实体结果怎么样,出于诉讼程序正义的无可挑剔,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和司法审判的权威自然会在其心目中塑造起来.
国内民事审判方法改革只能依据现行民事诉讼法进行,同时国内现阶段民事诉讼模式也只能是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高度兼容的混合式诉讼模式10 , 这种诉讼模式在民事审判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与法官的证明责任的联系中也得到了印证。前面议到,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在特定的诉讼条件下可以暂时向法官的证明责任转移,即法官为完成证明责任得依职权代为当事人举证。这就充分说明,大家的民事诉讼模式中还带有职权主义色彩,法官在诉讼中,对诉讼的中心环节——举证还有着较强的干涉。
在明确了国内现阶段民事诉讼模式属混合式这个首要条件之后,大家再来看民事审判方法改革中怎么样处置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包揽取证显然是与审判方法改革相背而行的,但将采集证据的责任一概推给当事人,更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不出证据,不是势必要承担败诉后果,而要看举不出证据是什么原因。11 最高人民法院于98年7月6日公布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法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转移的连接点进行了例 举:“l、当事人及其诉讼加盟人因客观缘由不可以自 行采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2、 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别的;3、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经过庭审质证没办法认定其效力的;4、人民法院觉得需要自行调查采集的其他证据。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未能采集到的,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可以的后果。”可以看出,《规定》对连接点的例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建议第73条的例举相比较有了一些变化,但仍保留了“人民法院觉得需要自行调查采集”这一弹性条约,更进一步说明了国内民事审判方法改革中需要保留职权主义,不可以照搬当事人主义,而应兼采两者之长。 《规定》第二十一条至第三十条对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的规则进行了详细地规范,使人民法院的证明活动高效有序运作.
从法理上看,民事审判方法改革是为了更好地达成民事诉讼的目的。然而,现代民事诉讼目的论具备多重性,那样国内应怎么样确定民事诉讼目的呢?第一,民事案件事实审理应当追求客观真实仍是最高理念;第二,基于当事人的程序保障、诉讼的促进、诉讼经济等原因的考虑,人民法院在诉讼中,需要兼顾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同时赋予当事人自由、平等地追求此二利益的机会。12 在国内民事诉讼目的论中,发现和保护真实是大家的传统做法,但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的保护却非常不足。笔者觉得,在民事审判方法改革中,保护当事人的在诉讼中的程序利益,要紧的切口在落实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划清其与人民法院的证明责任的界限,充分调动并保护当事人的举证积极性。而且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有它独立存在的自由与公正的内在价值。
举证责任是包含有风险负担的诉讼义务,同时也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它的自由价值体目前:l、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不受人民法院的压抑,当事人的举证权利小而言之是诉讼权利,大而言之可上升至受司法保障的宪法权利,对当事人的举证,人民法院不能拒绝审判。2、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进行证明时不受诉讼外干扰。人民法院的证明活动属审判权范畴,不应受行政权等外面重压干扰,举证责任的公正价值体目前:l、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举证是 平等地参加,人民法院维持超脱中立地方,除非当事 人找到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连接点并申请时,人民法院不代为取证。2、当事人的举证是在庭审公开的状况下进行,人民法院不搞暗箱操作,事前禁止单方接触。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民事审判方法改革中正确处置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益于减少审判本钱,或许有人提出审判本钱减少了,但当事人的诉讼本钱增加了,因此整个诉讼本钱总量还是没变。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假如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界限不清,那样当事人为了把本应由自己负担的举证责任向人民法院转移,并在诉讼外进行很多非公开的投入,而且这种投入是个不可估测的变量,或许是吞噬资金的黑洞.假如将当事人这部分投入算进去,那样 贯彻实行举证责任规范的诉讼本钱总量会大大降低,况且,在诉讼中正确处置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有益于人民法院借助有限的审判资源,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解决更多的民事争议,这就是举证责任在审判过程中效益价值。

结束语
有人会提出,本文所称的“证明责任”事实上就是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审查核实证据”。本文觉得,之所以弃“审查核实”而取“证明责任”,是 由于在民事诉讼法证据规范中,人民法院承担的不止是“审查核实证据”,而是更多,一定量上讲,审判权的最后达成,要取决于证明责任的圆满完成,有证据,方有“审查核实”的对象,所以人民法院需要采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特定条件下,人民法院还代为当事人提供因客观缘由不可以提供的证据,人民 法院的代为举证将通过质证程序回到当事人那里去,最后再回复到证明责任中来,等等,民事诉讼法的“审查核实”却不足以描述这部分,“证明责任”恰好可以较为圆满地说明它们,更何况“证明责任”包容了“审查核实”。让人遗憾的是,因为立法的缺点,现行民事诉讼法缺少庭前证据开示规范、举证时限和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这使得现在人民法院的某些证明活动陷入非理操作,如需要当事人庭前交换证据,向当事人送达《举证必须知道》,限时需要当事人举证等,大家期待着民事诉讼 法修改时可以健全这部分内容。
(于1998年秋)

注释:
何文燕教授倡导在确定国内民诉模式改革目的时,应以现行的职权主义民诉模式为基础,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两种模式之长打造一种高度兼容的民诉模式,即现代职权主义模式。谢安山、王伯山、宋纯新等同志倡导打造以当事人主义为基础吸收职权主义的优点,达成兼收并蓄的新型审判方法;张卫平教授倡导国内应选择国内型的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引自《法学研究》98年第3期, 李浩: 《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
参见周道鸾主编《民事诉讼法课程》P124, 法律出版社。
参见梁书文等主编: 《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P195,人民法院出版社。
参见汤维建:《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载《法学研究》92年第3期。
参见巫宇甦主编: 《证据学》P92,群众出版社。
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均从英文burden of proof翻译而来,因为译名的差别产生了两个名字。 参见刘海东等《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载《法学》 93年第3期,
参见王柏山,宋纯新主编: 《辩论式审判方法操作实务》P105,人民法院出版社。
张卫平教授觉得,民事诉讼法学范围一直比较冷清,平静,在学术界还没留心的状况下,大家便大胆地推行和推进了民事审判方法的改革,但学术界不甘心这种被动局面,飞速地投入了民事审判改革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了民诉理论的热门研究。参见张卫平: 《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与选择之依据》,载《现代法学》96年第6期。
参见田平安: 《民事审判方法改革探略》, 载《现代法学》96年第4期。
见注释.
参见戴建志: 《来自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的考虑》载《人民司法》94年第9期。
江伟: 《市场经济与民事诉讼法学的使命》, 载《现代法学》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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